“绿色金融”升温 亟待建立统一标准
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它作为一种新型环保形式,被越来越多的大型活动和会议采用,推动了绿色的生活、生产,实现全社会绿色发展。
作为推进碳中和的关键环节之一,“绿色金融”一词日益升温,并在两会期间被来自金融行业的人大代表们频频提及。有央行分支机构的代表建议“制定《绿色金融法》”,亦有银行代表呼吁尽快统一绿色金融标准。
自2020年中国首次立下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等绿色理念相关因素纳入金融机构考量逐步走向主流,银行理财子公司ESG主题基金发行加速,银行业绿色信贷规模也突破新高。
“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不仅体现了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战略雄心和大国担当,也对银行业提出了新目标、新要求。”兴业银行行长陶以平公开表示。
“绿色金融”升温
绿色金融市场在“碳中和”目标的催化下隐隐呈现勃发趋势,无法与市场发展速度相匹配的顶层设计受到了银行业人大代表的高度关注。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行长朱苏荣建议,制定《绿色金融法》,明确绿色金融范畴、基本原则、发展目标和要求、保障措施等,完善绿色金融配套政策,例如明确建立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统一绿色金融细分领域标准等。
“时不我待!”陶以平表示,“为更好发挥银行业绿色金融主力军作用,建议根据碳中和目标,修订包括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标准,与碳中和目标保持一致。”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新明则提出,要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需不断壮大绿色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他建议,发展气候变化相关绿色保险产品,研究推动境内符合条件的绿色金融资产跨境交易,鼓励境外机构发行绿色熊猫债,吸引更多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绿色产品等。
2020年9月,中国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作出承诺,力争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并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意味着到2060年,中国经济社会活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与二氧化碳移除量相等。
“自中国做出‘争取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之后,中国资本市场的责任投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提升,涉及ESG理念的理财产品大量涌现。”中国责任投资论坛在年度报告中指出,2020年,中国泛ESG基金规模增长量为历年来最高增幅,共有10家商业银行或理财子公司推出47只泛ESG理财产品。
中国银行也做出展望,预计2021年,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将迈上新台阶,逐渐成为银行业的主流经营模式。与此同时,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11.95万亿元,比年初增长20.3%,存量规模位居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8132亿元,居世界第二。
银行业面临气候变化
“随着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未来我国整个经济社会都会朝着绿色低碳产生巨大的转变,因此,商业银行需要高度关注碳中和目标带来的转型风险。”兴业研究首席绿色金融分析师钱立华及其团队指出。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进一步解释称,极端气候变化容易产生其他次生灾害,导致金融资产损失,市场异常波动,对实体经济形成负向反馈,这些风险往往难以准确预测,严重时,可能出现系统性风险。
事实上,这一重大风险因素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公认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即实质性愈加明显的气候变化风险。国际清算银行(BIS)将其称之为“绿天鹅”。与“黑天鹅”事件相似,“绿天鹅”也具有不确定性、无法由过去的数据推算发生机率的不可预测性,且可能造成重大影响。
BIS在2020年1月出版的《绿天鹅:气候变化时代中的中央银行与金融稳定》一书中呼吁,世界各国央行应警惕“绿天鹅”事件,在防范应对金融风险时将气候变化纳入分析考量之中。
而要未雨绸缪,推动经济快速向低碳转型、发展绿色金融,又使得气候风险更加凸显。中国投资协会投资咨询专委会产业与金融创新平台绿创中心副主任郭海飞指出,不管是绿色贷款还是绿色债券,均需投向节能减排效益高的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这些绿色企业和绿色项目受到气候因素的影响都非常巨大”。
“气候变化会导致北极冰雪融化速度加快以及洪水、台风、干旱、火灾等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上升,农业、交通、物流、电力、水利等行业将会受到较大影响。这些自然灾害和风险会导致企业信用风险和股价下跌等市场风险。”他向券商中国记者表示。
另一方面,践行“碳中和”可能使得银行业面临的转型风险突出。钱立华撰文指出,转型风险是指社会经济快速向低碳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相关政策变化、技术突破或限制、以及市场偏好和社会规范的转变等,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金融风险。
“例如,由于政策行动、技术变革以及消费者和投资者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支持,大量化石能源燃料储备面临搁浅风险,化石燃料公司可能会面临收益下降、业务中断、融资成本上升的局面。”钱立华说。
郭海飞建议,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由于气候相关因素所增加的预期风险,不仅要关注气候变化的平均预期损失,还要对极端异常情况有所准备,加强金融领域的环境与气候分析,针对重点行业开展环境压力测试。
“同时,应深入研究未来5~10年全球气候相关政策变化和新能源价格变化趋势,以及水风险、生物多样性风险等带来的对投资项目财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建立评估投资项目的环境与气候影响、管理环境与气候风险的流程与政策,有效防范与环境、气候因素相关的金融风险、声誉风险和法律风险。”
危中藏机的“绿天鹅”
目前,中国已有不少金融机构、研究机构投入对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方法的研究,以尝试评估这类风险的具体程度,但具体的测试方法、标准尚未达成共识,仍在探索阶段。
2020年9月,中国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利用其研发的气候转型风险分析模型对煤电行业进行了测试,以评估煤电行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为导向的经济转型过程中贷款违约率的变化程度。
该模型衡量了未来10年中可能发生的重要转型因素:未来市场需求下降会导致煤电企业营业额减少;新能源价格竞争会导致煤电企业被迫降价和收入减少;碳价上涨和融资成本升高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这些变化可能导致企业的负债比率、利息保障率和资产收益率等重要财务指标恶化,从而导致违约率上升。
测试结果发现,如果上述因素都被纳入考量,中国主要煤电企业的年度违约概率将从2020年的不到3%上升到2030年的24%左右。也就是说,如果金融机构对气候变化造成的资产搁浅风险视而不见,最终可能在短短十年内就出现资产质量的快速恶化。
风险中也蕴藏着机遇。“碳中和目标的设立加快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而绿色金融为各类型金融机构提供一个新业务和新的金融品种,也为各金融机构在细分领域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周茂华指出。
郭海飞也表示,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离不开金融对于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持和推动,因为绿色低碳发展往往意味着前期的高成本、高投入,而后期的绿色效益回报期又相对较长,绿色金融的大力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这对于金融行业意味着迎来了绿色金融大力发展的风口,各行各业绿色低碳发展需要支持的企业和项目非常众多,需要的资金量将非常巨大。”他表示,但如何从中选出节能减排效益好、投资回报收益高的优质绿色项目,如何防止资金投入“伪绿”、“漂绿”项目是一个挑战,包括从传统金融转向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从公司管理、人才培养、业绩考核、市场开拓等全部业务链条也会存在一定的考验。
亟待建立统一标准
“虽然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普遍对发展绿色金融颇为热心,但是实际有些产品只是‘贴标’,有名无实,缺少风险管理技术和产品创新方面的突破。”有业内人士向券商中国记者坦言。
对此,周茂华表示,这就涉及绿色项目的准入标准和信息披露问题,需要根据碳中和目标和产业发展规律特点,明确统一绿色金融定义和绿色金融产品设立、管理的规章制度。“要国内统一,国际接轨,对绿色项目、绿色金融发行、管理统一标准,并严格信息披露。”
朱苏荣在提交两会的建议中也指出,中国的绿色金融制度多为各部门单独制定,仅针对绿色金融的某一方面进行规范和指导,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和协调性不强,容易形成政策重叠和空白,尚未形成统一完善的政策体系,很难为绿色金融提供系统的法律支持。
例如,目前人民银行主持修订的《绿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2020年版)》(征求意见稿)已经剔除了“清洁煤炭技术”等化石能源相关的高碳项目,但其它绿色金融的界定标准(包括绿色信贷标准、绿色产业目录等)未相应的调整,存在“模糊地带”,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指导和规范缺乏明晰的政策依据。
在周茂华看来,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尚需解决几个关键问题,包括完善和细化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与国际绿色金融标准相接轨;形成激励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等。
郭海飞也指出,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考核要求还有待加强,绿色金融品种也比较单一,申请和审批程序较为繁琐,对比普通融资也没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对于绿色企业的支持力度和吸引力还不够强。
“目前我国各大银行在绿色金融方面很多还处于自愿、尝试阶段,监管部门强制考核压力不大。”他说:“比如在绿色信贷方面,银行并没有将项目发展环境影响评价作为贷款发放条件的条款或指标,对于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和绿色环保企业的贷款申请、审批和利率方面,基本上一视同仁,看中追求的单纯是收益,并没有将节能减排效益作为前置条件。”
记者了解到,央行已于去年7月下发《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评价方案》的征求意见稿,拟综合评价金融机构的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等业务的开展情况,但目前该方案尚未落地。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未来,央行可能会将碳金融纳入MPA(宏观审慎评估)考核,以此约束金融机构的融资投向。
“随着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考核的加强,金融机构未来在绿色金融发展的力度也将加大。”郭海飞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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