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未来一段时间，货币调控的着力点在两个层面。一是在总量货币政策方面，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二是在结构优化方面，应加大结构性政策力度，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宽信用”创造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

今年在市场有需要的情况下，进一步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甚至下降利率水平，均是可选操作。相比而言，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概率更高一些。

“宽信用”成为政策关注重点

中国证券报：日前央行表示要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有观点认为已释放出“宽信用”信号，你如何看?

曾刚：先说一下“宽货币”和“宽信用”这两个术语。目前市场将传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成了“货币”和“信用”两个层面，宽货币是指货币政策操作层面的宽松，目的是增加市场货币供应量，衡量的标准是市场总体流动状况和利率水平;宽信用则是指金融机构通过放款、投资等行为，促进社会融资总量和广义货币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从货币政策的意图来看，往往是想通过“宽货币”来创造“宽信用”，进而为实体经济恢复创造更为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在实践中，“宽货币”是“宽信用”的前提，但不一定能实现“宽信用”的结果。这是因为宽信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微观主体的行为，从信用的供给端来看，金融机构资金投放意愿和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在需求端，由实体经济部门投资、消费决策所引发的融资需求，更是制约着宽信用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实现“宽信用”的目标，不仅需要在总量货币政策层面保持流动性相对充裕的状态，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微观层面信用供求两端存在的错配和梗阻，也就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其所涉及的工作内容，远远超出了传统货币政策的范畴。

当前在经济整体继续向好的同时，存在结构失衡的隐忧。进入三季度后，7月经济金融数据不及预期，8月PMI数据显示制造业需求走弱。在这种背景下，整体的宏观调控思路开始强调跨周期调节，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宽信用”)，成为政策关注重点。

形成新资金需求来源

中国证券报：在疫情影响以及“房住不炒”等宏观背景下，应如何更好实现“宽信用”?

曾刚：从过去一段时间看，“宽货币”到“宽信用”传导机制的不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近几年资金需求的主力房地产、地方政府和住户部门，受政策调控以及疫情影响，资金需求受到一定抑制。而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领域以及经济薄弱环节，资金需求的规模在短期内还尚难形成有效替代。目前来看，在“房住不炒”的政策基调下，房地产投资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恐难恢复到以往水平。未来一段时间的重点，应集中在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带动投资增长，不过考虑到地方政府投融资相关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以及非标清理等因素影响，其效应发挥还需一段时间。

从更长远看，下一步，应该紧紧围绕“十四五”规划所确定的重点战略，加快关键领域的改革，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形成新的资金需求来源。与此同时，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等重要就业吸纳主体的支持，创造更为良好的就业环境，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提升消费意愿。上述这些深层次的改革，不完全在金融政策的范畴，对于货币政策操作而言，应该顺应国家发展及经济结构调整的大方向，前瞻性地引导金融机构进行积极调整，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在中长期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证券报：今年再次降准的预期不断升高，下半年货币调控会降准及降息吗?

曾刚：在总量货币政策层面，要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要实现这个目标，政策部门需要根据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变化情况，灵活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流动性管理工具、法定存款准备金以及利率等)，强化对市场流动性的调节和融资成本的管理。在市场有需要的情况下，进一步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甚至下降利率水平，均是可以选择的操作。不过，相比而言，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一是因为存款准备金的调整，对改善市场流动性的效应更为直接，而且存准降低能有效降低银行的资金成本，在“宽信用”层面，可以为银行加大资金投放、降低信贷成本提供更好的激励。二是法定存款准备金成为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性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外汇占款高企时代的一个伴生物。随着我国外汇占款增速下降，基础货币供给机制转换，有必要对相关制度进行优化和调整，适度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也为中长期的制度改革奠定基础。

货币调控双管齐下

中国证券报：面对当前经济恢复遇到的新挑战，今年应如何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中的作用?

曾刚：自6月份以来，中央层面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宏观政策思路日渐清晰。7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在坚持不搞大水漫灌的基础上，保持货币政策稳定性、增强有效性，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支持，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强调总量政策的稳定与延续，通过降准等工具继续推动实体经济综合融资成本下降。此外，继续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支持，通过保市场主体来实现稳就业、保民生。国常会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于7月1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总计释放基础货币约1万亿元，有效降低了银行的资金成本。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更为注重中期经济下行和结构调整压力，因此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更为注重“跨周期调节”。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除延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说法外，要求“助力中小企业和困难行业持续恢复”，这与7月7日国常会的提法保持一致。9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今年再新增3000亿元支小再贷款额度，支持地方法人银行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放贷款”“发挥地方政府专项债作用带动扩大有效投资”，进一步明确跨周期调节重点。

总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货币调控的着力点在两个层面。一是在总量货币政策层面，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二是在结构优化方面，加大结构性政策力度，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宽信用”创造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方面，提升信用供给端(各类金融机构)的供给能力、优化供给结构，是金融政策部门关注的重点，具体的政策包括：通过专项货币政策工具(直达实体的货币政策工具、专项再贷款、再贴现、精准减排的货币政策工具等)，向金融机构提供中长期、低成本资金，用于对特定主体和特定领域的支持;完善监管制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家重点战略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具体包括自主科创、中小企业、乡村振兴、绿色金融等。支持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业)的资本补充，提升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能力;完善信用风险分担机制，建立和强化政策性担保机构的风险补偿制度，为金融机构支持薄弱环节(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等。另一方面，需改善实体经济的信用需求意愿和能力。不断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形成新的资金需求来源。

关键词： 货币调控 实体经济 融资成本 新资金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