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大的开放办好最大的经济特区——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海南发展的关键就在于以更大的开放办好最大的经济特区,在产业开放、区域开放上走在全国前列。对于海南来讲,“大开放”不是一般意义的对外开放,它是能够按照国际惯例办事的全方位开放,是实行全面开放政策大力吸引外来投资和真正形成有利于各类企业平等竞争局面的深层次开放。
■未来5年,发挥海南地处南海和东盟最前沿的区位优势,要率先在服务业市场开放
1987年,海南GDP仅有200多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不到3个亿。到2017年,海南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462.5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7179美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74亿元;按当年价格算,分别比1987年增长了77.9倍、52.4倍、220倍。
1987年12月,36岁的迟福林调任正在筹备建省的海南,成为第一个报到的中央下派厅局级干部。随后的30年,迟福林全身心投入到海南的建设中,从最初的“特别关税区”到“自由贸易区”,再到如今的“海南国际旅游岛”,参与了几乎所有海南区域发展规划的研究制订。
站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的新起点,回首过去,展望未来,迟福林有着怎样的总结、思索和建议?日前,上证报记者在海口对迟福林进行了专访。
谈成就:非常好的一块试验田
记者:您认为海南30年巨变的动因何在?
迟福林:根本上是得益于开放改革。在建省之前,海南是一个国防前哨,而且是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能不能用一种体制创新的办法,使它能够很快地发展起来?国务院1988年24号文件明确指出:“海南省的改革可以有更大的灵活性。要实行比其他特区更‘特’的政策。”可以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海南的改革试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尤其是在创建初期,海南有多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以建省之初我所亲历的几项改革为例。海南建省之初就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新体制,政府的机构设置少而精,为推动我国的政府改革提供了鲜活经验。另外,海南在1988年率先推进价格改革,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到1989年除粮食外的生活资料价格全部放开,1991年放开粮食价格。放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后,1988年至1990年期间每年吸引了上万家企业来海南注册。再比如,在1991年,海南率先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当时在深圳上市的10家异地公司中海南就占了4家。1992年,海南又率先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实行省级统筹的社会养老、失业、工伤、医疗保险制度,初步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
还记得许士杰书记交办我起草海南省委第一次党代会报告的任务,我和几位同事用两天三夜把它写了出来,许书记很满意,题目是“放胆发展生产力,开创海南经济特区的新局面”。当时很多提法在全国是第一,1988年还没有一个省的文件提出“发展市场经济”,但在这份报告中就提出来了。
海南岛是中国改革最好的一块试验田,在这张白纸上能够画出一些好的图景来。我始终认为,海南30年来的巨变,根本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也就没有海南今天的巨变。
谈开放:扩大开放、先走一步是未来发展主线
记者:您谈话中特别强调“开放”,对于海南来讲,开放意味着什么?海南在全国“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
迟福林: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一招。不久前,2018年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我们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是发展海南的关键一招。”
为什么叫作关键一招?海南是个岛屿经济体,如果没有开放改革,就没有海南的今天。
海南发展的关键就在于以更大的开放办好最大的经济特区,在产业开放、区域开放上走在全国前列。对于海南来讲,“大开放”不是一般意义的对外开放,它是能够按照国际惯例办事的全方位开放,是实行全面开放政策大力吸引外来投资和真正形成有利于各类企业平等竞争局面的深层次开放。
从30年的发展实践看,把海南的经济好好发展起来,唯一的出路是实行“大开放”的方针,什么时候开放有重大突破,什么时候海南的改革和发展就快。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明确提出,海南应该在开放方面先走一步,为全国发展开放型经济提供新鲜经验。这是中央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着眼于新时代我国开放全局,着眼于统筹海南在全国大局中的定位,对海南发展提出的明确要求。扩大开放先走一步,是海南未来30年发展的主线。
谈旅游:海南最大的消费市场在国内
记者:2018年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海南打造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吸引更多岛外、境外消费需求到岛内释放。”您对此怎么理解,有什么建议?
迟福林:首先,“国际消费中心”的内涵更丰富,要求更高。2010年,中央正式批复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时候就提出“逐步将海南建设成为国际购物中心”。这次海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国际消费中心”,我理解它的内涵更丰富,要求更高,意味着海南不仅仅要成为国际购物中心,还要成为旅游、健康医疗、教育、文化体育娱乐等国际性消费中心。
其次,“国际消费中心”的消费主体是国内游客。当前,“国际化”的背景与内涵已发生新的变化。我曾多次讲到的一个例子就是珠海横琴长隆海洋公园。长隆公园有70%至80%的节目是由国际表演团队提供的,一台马戏由十来个国家的演员表演,90%以上的观众是国内游客。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及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对国际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大。从海南实际情况看,2017年,海南国内游客占总游客人数的比重在98%以上。海南最大的消费市场在国内,中高收入群体成为海南消费的主体。
第三,关键是适应国内需求变化,提供国际化的产品与服务。当前,海南国际旅游岛面临的突出矛盾是国内不断增长的国际化、服务型、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与服务业开放度低、国际化产品供给不足、国际化服务水平不高、国际化环境不优的不平衡。我建议把扩大国际化产品与服务供给作为海南扩大开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国际消费中心的重要任务。
第四,加快海南国际购物中心建设。建设“国际消费中心”的首要任务是加快海南国际购物中心建设。海南已积累了一定的基础,免税购物政策实施以来,累计吸引837万次购物消费,实现营业额272.4亿元。下一步,争取建立“日用消费品免税区”,实现免税购物政策的重大突破。放宽并逐步取消免税品种、限额和次数限制,免税区域由海口、三亚逐步扩展到全岛,免税对象放宽到所有离岛(高铁站、港口码头)游客,统一岛内居民与岛外游客免税购物政策,支持香港参与国际购物中心建设。
谈体改:推进六个“统一”
记者:海南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前30年发挥了敢闯敢试的改革精神。您认为,立足当前,海南的下一步改革重点应在哪些方面?
迟福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发挥海南最大经济特区的优势,在经济体制、社会体制、行政体制、生态文明制度等改革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按照全岛“一个大城市”的格局,加快推进规划统一、基础设施统一、城乡发展统一、环境保护统一、产业布局统一、社会政策统一,进而实现全省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首先,要以“多规合一”改革为重点,构建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海南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多规合一”改革,省总体规划获国务院批准实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多规合一”改革的核心是创新体制机制,重在按照“全岛一个大城市”的思路,加快推进规划管理体制、行政体制与行政区划体制、资源价格体制、生态保护体制、服务业开放等体制机制创新,以激发企业、社会、个人等多方面的活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破除资源利用的行政分割和地区壁垒,聚集市县协调发展的合力,形成海南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其次,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从海南发展前景看,最大潜力和后劲在农村。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推动海南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一是率先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实施全省统一的居住证管理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二是率先建立城乡一体的行政管理体制;三是率先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四是大力发展田园综合体和共享农庄,以土地、房屋股份合作为重点,建立农民共建共享机制,增强和壮大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实力,让农民通过参与共享农庄建设,分享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村改革成果。
谈服贸:以全面开放为目标
记者:实现国家提出的到2020年初步建成国际旅游岛的发展目标,您认为需要在哪些方面重点突破?
迟福林:当前,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正处于关键时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以国际旅游岛建设为总抓手”的要求,关键是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给海南带来的新机遇,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为重点,以加快服务业全面开放为目标,努力打造国际旅游岛升级版。
第一,要加快推进旅游产业项下自由贸易进程。例如,探索实行旅游产业项下生产资料免关税政策。在严格用途管制、使用范围管制的前提下,为旅游业发展所需原材料的进口实行零关税;建筑配套的用品、设备的进口实行零关税;对大型旅游设施必备的基建设备、会议设备、电气设备进口时在核定总量前提下免征关税。比照“境内关外”相关政策,对从境内采购进入海南自用的旅游生产设备和维修零部件,视同出口予以退税。
第二,以扩大市场开放来实现医疗健康和职业教育的“弯道超车”。目前,海南的教育、医疗、健康、养老发展相对滞后,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主要矛盾,也是影响海南投资环境的“软肋”。在一次高层次座谈会上,百度公司董事长李彦宏谈到,他们从硅谷招来的许多高科技人才都因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和空气污染等问题离职了。我当时问他能不能考虑到海南来,李彦宏说,如果海南能够解决老人的看病问题与孩子的教育问题,当然可以选择海南。这些年,我一直呼吁率先实现全省医疗健康产业的市场开放,尽快将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政策扩大到全省,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成为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的主体力量,积极与港澳台开展医疗健康项下的服务贸易,扩大职业教育项下的开放程度。
第三,加快推进现代物流业的市场开放。举一个我经常说的例子,20年前,海南就实现了农业品种革命,什么样的水果在海南市场上都能看得到。但由于生产方式、组织方式、服务体系建设的落后,使得物流成本高,农业附加值相对较低。目前,海南的流通成本约高于全国的15%左右。提高海南农业等产业发展的国际竞争力,首要的是加快岛内物流体系建设,提高海南通向全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通便捷度,建设面向全国,服务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物流中心。
第四,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为重大突破口,加快旅游、医疗、健康、教育、文化等生活性服务业开放和金融、保险、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开放。
谈营商:全面扩大企业自主权
记者:好的营商环境是吸引企业投资,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条件。您对海南优化营商环境有什么好的建议?
迟福林:以更大的开放办好最大的经济特区,需要按照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要求推进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营造一个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稳定并增强企业尤其是实体经济的制度预期,由此不仅为海南跨越式发展提供重要动力,而且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经验。
一是全面扩大企业自主权。以简政放权为重点,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与企业简易注销制度,借鉴香港模式,在海南推行“注册易”。海南的食品药品监管审批“法人承诺制”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建议尽快在全省全面实施法人承诺制。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借鉴浙江经验,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
二是实行“极简版”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面清理涉及外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到2020年服务业准入负面清单限制在40项以内,明确负面清单只减不增,给投资者明确预期。
三是推进税收结构转型。争取中央支持,合并简化税种,形成税制简单有效、以所得税为主的新税制;开征消费税、房产税、环境税,实现税收结构从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型;率先合并海南国税与地税系统,建立统一、高效的税收征管体制;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减轻企业税负。
四是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发展各种形式的创业、股权投资基金。例如建立旅游发展基金、健康产业基金等;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债券市场;发展各类产权交易市场,提高产权流动性。
五是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重点深化国企改革。海南国有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上可以放胆突破。例如,支持民间资本、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加快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改革等。
谈楼市:绝不能再炒“短期”
记者:海南最近对房地产调控比较严厉,您如何看待海南房地产现状?海南下一步如何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
迟福林:海南房地产绝不能再炒“短期”。沈晓明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决不让海南变成房地产加工厂,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减少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这表明海南省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上要动真格。
我认为,海南房地产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炒短期。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目前房地产税收占地方税收的50%左右。二是海南的实体经济不发达,企业的资本主要投向房地产行业。三是金融资源主要向房地产倾斜,房地产业占银行贷款的大头。
不过,岛内外旺盛的消费需求将决定房地产仍然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拉动海南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为此,要推动房地产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快房地产转型:一是推动房地产由资本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二是推动房地产由投机型向服务型转变,大力发展旅游、健康、养老服务型地产,完善医疗保健、生活配套服务,提升房地产的品质。三是大力发展租赁市场,建立多元化住房供给体系,由地方政府保障百姓住房基本需求,推动房地产健康持续发展。
谈未来:成为泛南海经济合作先导区
记者:您认为,海南未来30年面临哪些新机遇?海南未来30年在全国改革开放中承担着哪些新使命,又该如何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定位?
迟福林: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对海南是十分关键的一年。站在新起点上,海南改革开放发展面临新机遇、新使命。
第一,面临三大新机遇。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机遇。海南地处南海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未来5年,伴随“一带一路”建设进程的加快,将提升海南的战略地位,拓展海南发展空间,扩大海南市场规模,为海南用足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提供新机遇。二是发展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三是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的新机遇。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全国对海南旅游、健康、文化、信息等服务型消费需求明显提升,中高端消费将成为海南旅游消费的主力。这为海南发展新经济、新业态,形成新动能,增强消费对海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提供了新机遇。
第二,承载着四大新使命。一是“一带一路”背景下海南扩大开放的新使命。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要求出发,未来几年,努力把海南打造成为泛南海合作开发开放的先导区,构建连接我国与泛南海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经济大走廊。二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使命。海南经济特区从建省的第一天开始就被赋予了改革的基因。未来,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打造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三是服务国家经略南海的新使命。海南的优势来自南海,海南的战略地位亦来自南海。未来,海南要充分发挥好自身优势,切实担当起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使命。四是实现绿色发展的新使命。生态是海南的最强优势和最大本钱。按照中央要求,着力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以开放改革形成绿色发展与绿色生活的新模式、新体制、新机制,闯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路。
第三,未来30年的三大战略定位。一是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先行区。未来5年,发挥海南地处南海和东盟最前沿的区位优势,要率先在服务业市场开放、服务贸易发展上实现重大突破,率先在全岛实行自由贸易港的相关政策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海南在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发挥海南最大经济特区的优势,担负起全面深化改革排头兵的重要角色。二是建设全国绿色发展示范区。利用海南陆海生态资源优势,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加快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率先“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三是构建泛南海经济合作先导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重在南海。海南地处南海要冲,区位优势明显,海洋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全面凸显。以海南为先导区,打好经济牌、开放牌,促进泛南海经济合作圈的形成,是新时代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守好祖国南大门的重大责任担当。
谈愿景:期望在全岛建立自由贸易港
记者:我曾看过您的一本专著——《痴心热土:20年的梦想与追求》。对于海南这片热土,您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迟福林:当我第一次踏上海南岛时,就被这块充满激情的土地所吸引。虽然海南岛的工作、生活环境同北京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但我很快就爱上了这片热土。上岛时,我30多岁,转瞬间,30多年过去了。我最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海南,我的根扎在了海南,我的情感也留在了海南。这里,有我喜欢的青山绿水,更有我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我对海南未来30年的发展满怀信心。
首先,展望今后30年,我希望海南建成高度国际化、现代化的美丽宝岛。站在2018年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的历史新起点,争取到2049年,对标新加坡,把海南建成高度国际化、现代化的美丽宝岛。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实现高度国际化目标,绿色发展水平处于全球领先,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范例,实现“美好新海南”的目标。
第二,立足未来5年,规划15年,为未来30年实现高度国际化、现代化的美丽宝岛这一发展目标打下坚实基础。到2020年左右,确保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国际旅游岛建设目标,国际化水平明显提高,为实现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打下坚实基础。到2035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达到全国先进水平,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海南人民的幸福家园、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
第三,以更大的开放办好最大的经济特区。站在30周年的新起点上,国内外对海南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和期盼,就看海南在开放上有多大的举措。我认为,未来30年海南发展的关键仍然在于开放,不开放就没有出路。开放是海南改革发展的最大动力,要以更大的开放办好最大的经济特区。关键之举是在全岛建立自由贸易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这对海南是一个极大鼓舞,是海南发展的又一次重大机遇。《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意见》中提出:“积极创造条件,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在海南建立自由贸易港,是海南上上下下的一个梦。1988年和1992年省委省政府两次向中央请示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个设想被搁置了。同30年前相比,今天,海南建立自由贸易港的现实基础要好得多,时机要成熟得多,需求要大得多,意义要重要得多。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在扩大开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相信,在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海南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做大、做好、做足新阶段扩大开放这篇大文章,建立一套与国际惯例接轨、提升海南开放水平的制度安排,建设更加开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先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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