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或许并非一道“严禁”与否的判断题。

直到儿子告别世界时，舒鑫才意识到“自己答应孩子的事情没有办到”——舒一鹏始终没能回学校上课。

“再救救孩子!”救护车来了，舒鑫恳求。儿子的瞳孔虽未完全扩散，心跳已停止，嘴边不时有白色泡沫涌出。6次心肺复苏后，生命体征依旧全无，17岁少年舒一鹏被宣告因服农药自杀身亡。

死亡时间是11月30日清晨。那是昌江一中高三学生舒一鹏应班主任“戒手机瘾”要求，被父母带回家的离校第20天。自今年7月，这位江西景德镇少年就因“在校玩手机”而3次被老师要求停课。在他离去的这间教室，类似惩戒办法并非个案。

学生在校使用手机，或许1000位教育者会给出1000个观点和干预方案。教育部等8部门在今年8月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指出“科学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指导学生科学规范使用电子产品，养成信息化环境下良好的学习和用眼卫生习惯。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国内多地也相继出台条例禁止学生在校使用手机。而就在本月，中国青年报一篇题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深度报道，对248所贫困地区中学通过直播和名校成都七中同步上课的详述，引发众多网友热议教育沟壑。文中描摹了手机出现于成都七中的情形：“他们被允许携带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来接收教辅资料。当老师展示重要知识点，学生齐刷刷地用它们拍照。”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起一个细节：在她女儿就读的人大附中，学生在课堂上拿起手机拍摄老师的课件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对于每一位教育者和受教育个体而言，这或许并非一道“严禁”与否的判断题。

寻找

舒鑫的手机里，存着一张舒一鹏的会考准考证。这是孩子离世前一天下午，班主任从微信上发来的，没有附加留言。舒鑫用手机给孩子看了一眼，舒一鹏也没有说话。

如果悲剧没有发生，在收到准考证的第3天，他会和同学们一样走进高中毕业考试的考场。

儿子走了19天，舒鑫的车一直没洗过：地毯上、车门边，满是厚厚的泥垢。在景德镇连绵阴冷的雨天，舒鑫开车时特地把速度放得很慢，以保证安全。

1个多月前，孩子被停课的第4天，正是在这辆车里父子俩并排坐着。父亲见儿子情绪低落，就安慰道：“你只要在家好好复习，不再用手机，老师会让你回学校……”舒鑫用余光看到儿子仿佛咬了一下嘴唇，微微点头，依旧没有说话。

按照舒鑫的设想，即使孩子没法去学校，但每天在他眼皮底下和他一起上下班，“照顾得到，不会出事”。

这几天，舒鑫没有和家里任何人说起，自己常常半夜惊醒，四处找儿子……梦醒时分，也是绝望时刻。老家杂物间的墙角，还放着舒一鹏离世前盛放农药的保温杯，杯壁上残留着紫色汁液，杯子边上，是一小包农药的空袋。

“我始终不明白他有什么走的理由……”舒鑫掩面。

11月28日晚，父亲告诉儿子：“家门口的柚子树老被人偷摘，你个头最高，快去把柚子摘下来放在家里。”身高187厘米、体重逾100公斤的舒一鹏受到鼓舞，一晚上摘下了十几个柚子。

面对被老师要求回家“戒手机瘾”的少年，一家人谨慎地营造着温和宽松的氛围。

11月29日晚，是家人相伴的最后一晚。晚餐时，舒一鹏笑嘻嘻和奶奶讨论着明天吃些什么：依旧是面条、鸡蛋、自家地里的蔬菜——舒一鹏从小不吃荤食，因此家人做饭从来都是一式两份，那份不带荤食的是独独做给舒一鹏的。

饭后，舒鑫回养殖场加班。奶奶在家中陪着孩子，她发现当晚唯一不同是孙子比平时早睡了1个多小时。

一家人陷入了强烈自责：奶奶自责，那晚没有像平时一样半夜再去卧房里看看;父亲自责，为什么不多去找老师几次，让孩子早点复学。

就在孩子宣告死亡的当日下午，舒鑫带着妻子和侄女去学校“找舒一鹏”。他径直来到儿子的班级，并没有告诉同学们舒一鹏离世的消息。

从同学们口中，他知道了在儿子之前，已有三四位同学因为玩手机被班主任停课在家，也未返校。在家时间最长的一位孩子，自6月起就断断续续停课。

舒鑫找到了舒一鹏的好朋友小杰。小杰迎上来问舒一鹏的情况，因为舒一鹏在回家的20天里没有回复他在QQ的留言，这在小杰看来有些反常。

“舒一鹏找到了吗?”夫妻俩回家后又收到小杰的微信。

面对孩子朋友的追问，舒鑫一时不知如何作答，然后短短回复一句：“他走了，我们找不到他了。”

手机

一个浅金色的大屏手机，放在舒家茶几上，被鲁和荣小心翼翼地拿起、擦拭、放下。

对这位母亲而言，儿子走后，这个手机灼眼灼心——这是舒一鹏11月10日第三次被老师停课回家前，一直在学校使用的手机。

今年夏天，鲁和荣不小心摔坏了自己的这部手机，随意丢在角落，没想到有一天悄悄被舒一鹏翻出。后来舒一鹏解释，手机是他和班上好友一起凑钱换了屏幕修好的，之后两人共享手机使用权。

实际上，在使用母亲的旧手机前，舒一鹏已有他的手机，这是他上高二时父亲主动提出为孩子购置的。

在父亲的设想里，添置手机就像他给孩子读高一时添置电脑一样，使用时长均在可控范围内。比如，父亲会规定孩子每天使用电脑时间最多不超过1小时;又如，每晚10点一过，舒一鹏必须把手机放在父母卧室的床头柜前，白天不能带去学校。

不过，有一天，父亲发现，“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一个看起来差不多的手机，放在我们床头……”

今年7月末，因为“舒一鹏在学校玩手机”，老师要求鲁和荣把孩子领回家中反思，手机被老师暂扣。两三天后，家长带着孩子和保证书回校。孩子在保证书中写道：“将智能手机带入学校是一种绝对错误的行为……以后若再犯带智能手机进学校的错误，马上自己带书回家备考。”

8月31日午后，舒鑫接到班级家长群里班主任转发的学校文档《手机管理告家长书》和《关于禁用智能手机的倡议书》。前者罗列了多项“手机的危害”：影响教学秩序，早恋，结交不良社会青年，利用手机作弊，形成攀比风气……并在处理办法中提到“携带手机的学生，屡教不改或不服从学校管教的，责令家长到校配合学校进行教育，并和学校签订相关协议，严重者将劝退”。

之后，舒一鹏再因“玩手机”被班主任请回了家。那次停课大约一周。一家三口无奈之下去班主任家登门道歉。

孩子返校后，在乡下老家养殖场工作的舒鑫常常心里一阵紧张。他老是打电话叮嘱妻子：孩子上学出门前，检查一下身上有没有手机。

然而，相似版本的故事继续发生：孩子上英语课玩手机被任课老师“举报”。11月10日傍晚，班主任勒令舒一鹏从教室里带走所有书本和复习资料。鲁和荣记得班主任在让孩子回家反省时，说了一句重话：你读书读到头了!

由于当时舒一鹏没有办理退学手续，舒鑫认为“老师就是警告孩子”，并未过于焦虑。

舒一鹏被舒鑫带回乡下老家。就在这20天里，家人仍然没有禁绝舒一鹏偶尔使用手机的意愿。“吃了晚饭偶尔放松一下没关系。”舒鑫说。

而孩子究竟在用手机做什么?学校在悲剧之后给记者的情况说明中显示，舒一鹏玩的是“王者荣耀”;与舒一鹏相熟的两位同学却说，“他就是个宅男，经常打单机游戏”。

玩手机或许是性格并不外向的舒一鹏“合群”的方式。就像是他好友和记者聊起他时所提及的，“喜欢跟他玩因为他乐观，也懂得很多网络游戏”。

好友用笔写下了舒一鹏生前最喜欢的动漫人物洛天依——“这是一个情感丰富、看起来有点冒失、喜欢吃东西的15岁少女，她性格内向，对别人具有同情心……”记者告知昌江一中几位老师这个信息后，他们纷纷凑过来查看。“我们也很想知道这孩子的精神世界。”一位老师说。

然而，一切只能是雾里看花了。

征兆

舒一鹏的QQ空间停留在用“百词斩”软件背诵单词的第164天，那是高二升高三暑假的前一天，显示他当日背诵了37个单词。而空间页面的签名，停留在了“劝学”二字。

在舒鑫老家有个风俗：人走了，要把用过的东西都烧掉。舒鑫没忍心，还是留下了孩子做过的试卷和辅导书。在一麻袋参考书里，他发现了3本全新的《学霸笔记》，这是孩子在回家复习第8天主动提出要买的。

离校日子里，舒一鹏向学的心被迅速催化。在舒鑫记忆中，舒一鹏停课期间好像错过了一次大型模拟考试，坐在家里沙发上自言自语：“我下次模拟考应该可以去了吧?”

舒一鹏就读的昌江一中位于景德镇城区边缘，是昌江区唯一的省重点中学。周围工厂林立，因此昌江一中汇集了许多普通工薪阶层以及农村家庭的孩子。

“我们家是十分宠爱孩子的。”舒一鹏的姐姐在外自费留学读研究生。谈起父母对姐弟俩的教育态度时，她的形容是“有求必应”。

现代社会的“孟母三迁”版本，在这个家庭上演过。舒一鹏小学四年级时，舒鑫打工的厂子迁至景德镇机场附近郊区，周边没有好学校，舒鑫就把孩子带回老家乐平市最好的小学上学，并在学校附近买了这个家的第一套房，由爷爷奶奶陪读。不久后舒鑫花了6万多元买车，方便每周回去看孩子。等舒一鹏读初二时，舒鑫卖掉在乐平的房子，在市区购置一套学区房……

遗憾的是，进入高中后，舒一鹏在班中成绩不再位列上游。孩子到底适不适合读书，想不想读书，这曾是困扰舒鑫的问题。

舒一鹏高二时英语居然考了10多分，舒鑫问过儿子，是否要想别的出路。舒一鹏回答：“我要读书，除了读书我不会干别的事情。”

至于孩子开怀的日子，父亲的记忆也与成绩有关——初三时，校长点名表扬前200名的孩子，说他们是“最有希望考上重点高中”的，舒一鹏在名单之列，回家后，他和父母絮絮叨叨说了很久。

舒鑫还记得，舒一鹏高三开学一次月考中，竟然考了班级第一。老师询问之下发现，他在考试中抄袭了别人的答案。父亲忆起孩子当时有些不服气地提起那些作弊获得高分的同学。那次，舒鑫正告孩子：我宁愿你永远是班级中游，也不要作弊骗自己。

如果不是学业压力，也不是家庭矛盾，那究竟什么才是压垮舒一鹏的最后一根稻草?

仅仅因为没法返校学习吗?“学校是给学生提供学习的场所，学校和班级的大门永远向他敞开。”这是来自昌江一中公众号的说明。舒鑫对此否认。

11月13日，是填报高考志愿的日子。在母亲的叮嘱下，舒一鹏去了学校。与此同时，父亲也去找了班主任。按照舒鑫的说法，他想“让孩子回学校上课”，但和老师交涉失败。“如果‘学校和班级的大门永远向他敞开’，我怎么会不把孩子送来学校?”舒鑫反问。

悲剧是否还有其他征兆?在舒一鹏家里书桌上，记者发现一张白纸，正面写着“丑吗”，背面写着“美吗”，父母说这是儿子和同学视频聊天用过的。舒一鹏姐姐道出原委：弟弟其实对长相很自卑，尤其是在青春期发胖以后。

今年5月，班中一位喜欢给人取绰号的同学用“肥猪”来调侃身材硕大的舒一鹏，舒一鹏被激怒，猛一下把同学推搡进厕所……那次情绪爆发，经由老师的简单疏导后被人迅速遗忘，直到孩子离世后，这件事再度被鲁和荣想起。

“在学校用手机的孩子那么多，为什么出事的偏偏是我儿子?”鲁和荣的声音沙哑、细小，她不止一次问过自己。

工具

得知舒一鹏离世的消息以后，昌江一中高三学生陈波涛的母亲几乎整夜没有合眼——她的孩子和舒一鹏的经历实在有太多相似。陈波涛两次在课堂上玩手机被老师发现，被停课数月。

父母对陈波涛的管教，相比舒一鹏的家庭要粗放许多。“手机都不知道摔了几个。”陈波涛的母亲对记者说。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父母支持孩子使用手机获取信息的家庭，孩子有网瘾的比率远低于那些父母反对孩子使用手机的家庭。”孙宏艳的课题组在对6000多个家庭的调研中发现，6.7%的青少年有网络成瘾倾向。这一部分“网瘾少年”，有惊人相似的成长特征。

陈波涛在课堂上使用手机，是从高一下学期跟不上理科进度开始的。

“有时就是捡起一支笔的工夫，就听不懂了。玩手机至少不会干扰其他同学，也有意思一点。”陈波涛说。

在昌江一中，到底有多少孩子在学校使用过手机?无人能确切统计。记者找到舒一鹏首次在校使用手机被发现后写下的检讨书——“当时，小峰在看我玩手机，小王在听歌，小周在看小张玩手机……”这是舒一鹏眼里，一个平静中午的班级众生相。

“对手机的管理，我们老师的耐心和宽容度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一位在昌江中学分管德育的老师告诉记者，“我见过有的学生，父母收缴了手机，他就用跳楼来威胁。”

“由学校提出学生全面禁用手机，其实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必须让学生作为主体参与进来。学校和学生、家长经过讨论，达成共识，约定手机使用的时限、场合和功能，这才是有效率的规则，也是对未成年人参与权的体现。”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研究员孙云晓看来，手机绝非仅仅被中学生视为娱乐工具，“中学生阶段是一个群体社会化的阶段，他们非常在意和同伴之间的联系以及同龄人对自己的评价，手机也是他们实现社会化的工具。”

陈波涛坦言：“学校我肯定是想回去的，但是从此让我在校不用手机了，老实说，我不能保证。”

对当下的中学生而言，手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种“成长环境”——孙宏艳和她的合作者间隔10年调研了10个省的城乡中学生使用手机情况，2015年中学生的手机拥有率是64%，而这个数据在2005年是8%。

调研结果还显示，除了接打电话外，排名靠前的功能是社交网络;而打游戏的比例几乎接近数字阅读选项，为33.3%，并非最热选项。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被刷屏的这些日子里，公众热烈讨论着教育水平的现实沟壑，唏嘘着欠发达地区学生通过现代通讯即可能改变命运。

一块屏幕所代表的电子信息产品，给教育带来的究竟是什么?是冲击，还是一种全新教育模式的可能性?

直到现在，关于孩子使用手机这个问题，舒鑫依旧宽容：“孩子只要不沉迷就好。”

舒鑫想着，过两天去学校要回舒一鹏被暂扣在老师那儿的手机。

“这个手机是孩子留给我的纪念。”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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