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在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稳与进 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主题会议上，与会嘉宾纷纷表示，面对当下全球能源与粮食危机、高通胀下紧缩货币政策影响等多重挑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完善支持政策

近年来，绿色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成色。数据显示，过去十年，我国以年均3%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GDP增长，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6%以上，主要资源产出率提高约58%，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34.4%。2021年，我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5%，比2012年提升11个百分点。绿色消费规模逐步扩大，2021年新能源汽车销量世界第一。

“绿色低碳发展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尹艳林表示，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离不开政策保障。要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加大对绿色低碳产品、技术等支持。积极推行绿色产品政府采购制度，推进绿色税制改革。

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表示，财政、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可以有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在纯公共性和纯经济性领域中可以分别发挥财政、金融政策的主导作用，而在公共性和半经济性混合领域要组合使用财政金融政策。比如，发挥财政金融政策支持绿色低碳项目、绿色金改试验区等。其中，绿色政府债券是财政金融政策共同发力的重要结合点。

多方力量结合

要靠怎样的手段应对气候变化，从而实现减排和净零排放?

针对这个问题，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归纳讨论了目前几种主要手段后表示，“总的来说，政府、市场和企业几方面的力量可以相互结合、多多益善，但需要对每一种办法的利弊、可行性有一个清晰认识。”

尹艳林表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需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如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扩大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融资规模，发展绿色基金;引导银行保险机构规范发展绿色消费金融，依法依规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规范发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绿色低碳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完善差别化电价政策等。

“市场的办法，就是强调激励机制的重要性，即奖惩的重要性。激励措施连接着碳配额，碳配额连接着碳排放市场以及自愿减排的碳市场，激励机制能够引导未来大量投资。”周小川介绍道。

王信认为，我国已经建立了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目前运行平稳有序，交易价格稳中有升。未来，要在强化减排约束、丰富碳市场参与主体、创新碳金融产品工具等方面进一步推动我国碳市场建设。同时也要深入研究我国开征碳税的可行性，与碳市场形成互补。

农业银行副行长张旭光表示，农业银行在绿色信贷领域的贷款已超2.6万亿元，清洁能源的贷款已超过6000亿元，其中县域绿色信贷余额突破1万亿元。该行同时也积极探索高端行业转型发展的金融支持路径，完善气候风险的管理工具，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评估防范碳排放等因素对资产质量的影响，对破坏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客户和项目实施“一票否决”。

发挥领导作用

绿色低碳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目前世界普遍面临资金供求矛盾突出、分布不均衡、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难以权衡取舍的问题，并且在国际社会上，不同国家及其不同部门在气候治理责任分担上存在分歧。

欧洲50人集团主席、法国经济财政部原部长埃德蒙·阿尔方戴利(Edmond ALPHANDéRY)认为，目前国际上化石燃料需求强劲、价格一路高歌，向低碳转型提出了挑战。“这意味着绿色低碳发展一方面要在核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加大投资，另一方面必须加大对碳捕获、利用与封存等的力度。”他说。

保尔森基金会副主席兼总裁戴青丽(Deborah LEHR)指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绿色投资原则为负责任的海外投资建立了框架。中国已经成长为绿色金融领域的领导者，比如共同主持了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并且中国还在绿色金融系统网络下，领导进行评估金融稳定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的工作。

能源转型委员会主席、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原主席阿代尔·特纳(Lord Adair TURNER)表示，希望中国能更多投资电力系统和能源系统，在水泥、钢铁方面进行绿色能源转型。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提供机会让国际资本进入，支持绿色发展。(实习记者 杜肖锦)

关键词： 外滩金融峰会 绿色低碳发展 绿色消费规模 新能源汽车销量